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:“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”第五讲、第六讲

发布日期:2013-11-21 作者:管理员来源:

 

 2013年11月19下午2:00-3:45、晚上7:30-9:30,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,在研究生院3-102、文科楼421,分别以《从日俄战争到韩国吞并:“支那保全论”的去向》、《辛亥革命:“共和”的冲击与二十一条》为题,进行其“清末的中日关系史系列讲座”第五讲和第六讲。我院刘世龙教授和数十名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及本科生出席。
村田教授在第五讲中指出,日俄战争之后,日本才成为真正的“帝国日本”,从1904年2月28日《日韩议程书》的签订到1910年8月22日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的签订,日本帝国在朝鲜的扩大势力与殖民政策,引起了中国各个派别不同程度的反响。保皇派始终关注朝鲜问题,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《国风报》,几乎每期都谈朝鲜问题,并批判日本在朝鲜的扩张,认为中国东北有受日本入侵的危险。革命派代表孙中山、章太炎等人则期待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援助,其所办《民报》对朝鲜问题漠不关心。立宪派的张骞非常关注国际形势,通过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大这一问题,提出要警惕日本垄断“满洲”权利的野心。孙、梁等人对日本的朝鲜政策态度的差异,证实了当时中国反日与亲日情绪的纠葛。可以说中日两国关系的交恶,始于日俄战争以后时期;到1915年1月日本对华提出“二十一条”,中国的反日情绪更为高涨。关于《日韩合并条约》的合法性还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。日本坚持认为该条约是双方政府一致同意共同签订的合法条约;但有些韩国学者认为该条约为城下之盟,韩国签名并非纯宗(李坧)的字迹,是不合法的条约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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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田教授还指出,日本“东洋罗门主义”即“东亚盟主论” 与大隈重信“支那保全论”的思想来源是“知天命,排欧美”的一种“亚洲主义”,日本帝国对于亚洲“落后”的国家负有开导教化、扶植势力的独特“使命”,日本想要主导东亚走向文明的大局,但日本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很难被他国接受。为遏制日本垄断南满洲的开发利权,主持清朝外交的袁世凯派唐绍仪远赴美国(1908年10-12月),欲针对英、法、日、俄四国协商体系,建立中、美、德三国同盟,但袁世凯所提倡的“联美制日”策,遭到美国的婉拒。唐绍仪在美国活动期间,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去世,袁世凯在摄政王载沣打压下失势,“三国同盟”没有形成,这反映出中国权力结构变化与国际形势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。
村田教授在第六讲中重点介绍了内藤湖南的“唐宋变革论”(宋以后近世说)。唐宋变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型,其内容:政治方面是贵族制向君主独裁制的转变;文化方面是贵族文化的衰落和平民文化的崛起;军事、经济方面是常备军的设置、财政国家的成立;国际关系方面是“民族国家”的建立;思想哲学方面是以读书人、士大夫为载体的“理学”的成立以及佛教、道教的革新运动。在内藤提出此说的同一时期,梁启超在《开明专制论》中说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,平民历来没有受过贵族的压制,所以不用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反对政府。章太炎则提倡革命,但他同时也反对立宪,因为立宪就要开议会,而选为议会的人(议员)都是地方豪族,很可能另造“阶级”。他认为中国去“封建”已久,不用引入变相的封建制,即代议政治。内藤湖南认为从宋代以降,中国的政治愈来愈平民化,没有世袭的贵族也没有地方的豪族,但他对辛亥革命后中国“共和”政治的走向如何,是感到困惑的。有人批评内藤学术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服务,但过于简单化,因为学理与政治有不同(虽然两者有时很难分开),而内藤湖南的学术并不是完全为政治服务。
村田雄二郎教授这两讲的内容也很丰富,诸多新锐观点都紧扣史料(含图像)解读而提出,继续引起听讲同学们的兴趣和提问。他回答了有关王阳明思想在日本的影响,日本“脱亚”与“兴亚”(入亚)的关系,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时所受不同待遇和处境,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意识等提问,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回报村田教授精彩的讲解。